山村少年詹慶良的日記，輾轉五十多年之后，流入上海一位學者手中。仿佛冥冥之中的注定，學者前往他所在的婺源縣古坦鄉水嵐村，在這個云水深處的小山村，遇見的第一個人，竟然就是當年的英姿少年今時的耄耋老人詹慶良。

于是我們有機會看到一份1949年前后僻遠鄉村的社會生活記錄。獨特的徽州文化傳統、天災兵燹的茫然和驚悸、少年讀書郎的歡欣與擔憂、凡夫俗子的個人世界、細膩煩擾的日常生活情節，都在詹慶良的日記中得以呈現。

由于作者是研究徽州社會文化史方面的專家，除了詹慶良的日記，書中還引用了徽州的眾多的鄉土文獻，使得一本薄薄的小書，得以生動而抒情地再現當時當地民間社會的浮生況味。

但是真正令人動容并感慨良多的是山村少年詹慶良的生命景觀。他幼年即父母雙亡，長成后在伯父的資助下，念了三四個年頭的書塾。那時上一些新學，也照舊要教授四書五經，日記更是每天必錄。他筆頭頗勤，行文措辭也很講究，從中可以看出他底子不薄，又極擅長描摹風景，抒發情懷。

然而少年詹慶良于碧樹紅花中的人生夢想，被時間這“狂暴的西風，秋之生命的呼吸”拂過，一切往跡皆消失在蒼茫明滅之間。1950年前后輟學的詹慶良，留在水嵐村務農，曾經當過大隊會計，一輩子都沒有走出過大山，沒有機會去實現經書里的治國平天下。本書作者感慨這與世隔絕的水嵐村人的命運：“他們中的不少人，即使也曾有過幻想，有過憧憬，但最終都猶如清溪回流邊的碧樹紅花，帶著春天的回憶，在這不為人知的大山深處與周遭的草木同朽。”因之生發出這樣的疑問來：“知識是否真的改變了人的命運，還是命運本身就給人以不同的機遇？”

這雖然可以引發讀者對他人命運的悲慨，卻無益于認識人生的豐美。擁有天賦和才華的詹慶良，固然沒有成為胡適那樣對中華文化影響深巨的大師，也未成為山外面一個配享國家俸祿的干部職員，只是壟頭一個寂寂老農，但他無損于生命的自在。文天祥說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，讀圣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庶幾無愧。”知識不是工具，而是目的。我們讀書，游玩，寫字，受苦，失望，是因為這一切都是生命。

少年詹慶良有一顆敏感而精致的心靈，他在時代的變遷里，安然度過自己的漫長人生，讀書，務農，做個受人尊敬的博識老農，這才是真實的生命。作者那過分抒情的姿態和流露出的惋惜心情，不過是世俗社會中最通俗也最沒有創見的看法而已。退一步說，在詹慶良的一生中，他已經利用他的天賦敏感和所學所想做了一件偉大的事：為一個小村莊立傳。他的日記流傳，水嵐村因之不滅。